这时土匪打电话来，我们在大运村的“一点味”餐馆见面。饭菜很差，真是只有一点儿味道，这个饭店老板想搞点儿书吧的味道，在里面放了很多书，但比不上五道口旧书市场，既不好看也不黄。

那天天很晴朗，蓝得让人觉得这个世界根本就没什么哀伤的事。

土匪远远地骑车过来，脸被风吹红了，好久不见，既熟悉又陌生。

一时又找不到什么话说，我们总是处于无话状态，两个人流氓一样互相打量。

土匪一如既往的剽悍，我一如既往的土气。他看了看我，叹气道 ：“女孩子，应该买两件像样的衣服，别怕花钱，一分钱一分货，一千块钱的衣服穿在身上肯定和一百块钱的不同，别上什么万通去买。”又告诉我上哪哪哪去买，什么“SOGO”呀，什么“中友”呀。

我不曾想有一天我会沦落到需要男人来告诫。他说到鞋的时候，我悄悄地把脚趾往后勾；他说到衣服的时候，我慢慢地把身子往桌下藏；他说到化妆品的时候，我恨不得把脸转过去。

当时餐厅里放的是一首女声唱的歌，听了很是忧伤。

Believe me I can fly…

I am singing in the sky…

我问他这歌怎么样，他说就那个样子。他永远都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，也不会有听音乐黯然神伤的时候，对什么花园里的花是菊科还是蔷薇科这种问题更不会感兴趣。

我们永远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，我们却还要费劲地在一起交流。

最后出来的时候，我问他“红猪”歌厅墙上哪一个卡通猪好看，他指了一只妖媚的母猪，才算达到了交流成功的目的。

鸡同鸭讲，话题互不感兴趣，兴味索然，见面比不见面更没意思。